电视剧《火红年华》中，出现过宝鼎煤矿党委书记齐德成的几幕场景，特别是看到他牺牲前，在病床上说到：'我可能不能继续为大三线做贡献了，可我的儿子和女儿还可以……，让他们继续为大三 线做贡献，……我死了之后，我想把自己埋在宝鼎山上，看着我们金江看着出煤、出铁、出钢。这个齐德成的人物原型就是原宝鼎山煤矿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亓伟。亓伟，山东莱芜县人，生于1911年，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历任山东矿务局器材处处长，华东煤炭工业管理局基建处处长、计划处处长，济南与徐州煤矿基建局副局长。1964年，在得知中央作出开发攀枝花的战略决策后，亓伟立即请求到攀枝花开发建设宝鼎煤田。1965年1月，组织上决定正式调亓伟到攀枝花，任宝鼎山煤矿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亓伟知道后，坚决主张把这人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并立即召开干部大会通 报此事。经医院检查，他患癌已进入晚期。亓伟病情恶化的消息很快传遍矿山，许多职工赶到医院看望他。1972年3月26日，亓伟在渡口煤炭指挥部医院逝世。2011年12月，亓伟同志塑像在西区清香坪广场落成，该广场也正式更名为亓伟广场。

电视剧《火红年华》中，出现过宝鼎煤矿党委书记齐德成的几幕场景，特别是看到他牺牲前，在病床上说到：“我可能不能继续为大三线做贡献了，可我的儿子和女儿还可以……，让他们继续为大三 线做贡献，……我死了之后，我想把自己埋在宝鼎山上，看着我们金江看着出煤、出铁、出钢。”不禁泪目。

这个齐德成的人物原型就是原宝鼎山煤矿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亓伟。

亓伟，山东莱芜县人，生于1911年，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他在八路军当过战士，后又当过司务长、供给处主任、粮食科科长、解放区县长、泰山专署工商管理局局长、 华东工商干校校长、山东省行政学院训练部主任。解放后，他历任山东矿务局器材处处长，华东煤炭工业管理局基建处处长、计划处处长，济南与徐州煤矿基建局副局长。

1958年，亓伟调云南省，先后担任省煤炭工业厅副厅长、党组书记、云南煤炭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等职。

1964年，在得知中央作出开发攀枝花的战略决策后，亓伟立即请求到攀枝花开发建设宝鼎煤田。省委和煤管局党组织让他先来看一看。亓伟随即离开四季如春的昆明，爬上了宝鼎山。

1965年1月，组织上决定正式调亓伟到攀枝花，任宝鼎山煤矿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1965年10月，宝鼎山煤矿建设指挥部交由渡口建设总指挥部领导，更名为渡口第四指挥部（对外称四号信箱）。

他领导大家先搞“三通一住”(通水、通电、通路，解决住房)。那时，砌墙无砖，就自己动手筑土墙；无瓦，割山草盖房；无木材，有计划地到森林砍伐；无公路，开山挖路；无灯，就用蜡烛、松油 枝；无自来水，到金沙江边一盆一盆往上端。通过努力，进入矿区的职工很快住了下来。

当时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以至于有一个从东北调来的党员科长，没两天就跑回家了。群众对此十分愤慨，影响极坏。亓伟知道后，坚决主张把这人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并立即召开干部大会通 报此事。他在会上说：“希望我们的党员干部，真心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为共产主义事业吃苦在前，冲锋在前。当然，我不能只要求你们这样做，自己却是另一个样。请同志们作证，我亓伟这一百多斤就撂在这里了。”

新来矿区的工人，生活不习惯，亓伟常到宿舍问寒问暖。他每天检查一次工人是否喝上了开水，要求食堂做到使工人每天至少能吃上两个肉莱，干部每天能吃上一个最低价格的小菜，价廉物美。为了改善职工生活，他又发动职工开荒种地。他还带领机关干部到医院看望伤病员，工人们都常亲切地叫他“贴心书记”。

在恢复和扩建小宝鼎煤矿（早期一个小煤窑）时，亓伟带着200人，来到乱石、荒草、木棒交叉的井口，和大家商议如何恢复生产。他对大家说：“困难是等不走的，我们群策群力，豁出去掉下几斤肉 ，洒下几缸汗，也要劈开宝鼎山，为攀枝花提供宝贵的能源。”在无通风设备情况下，他同几个老工人冒着危险下井探察，发现主、副巷和已垮塌堵塞的回风巷达120米，他们用大锤、钢钎掘进，电筒 照明，棒抬绳拖。经过28个昼夜苦战，小宝鼎煤矿实现日产原煤90吨，保证了攀枝花发电厂投产用煤，也解决攀枝花建设早期用电问题。在这28个日日夜夜，亓伟和职工一样没有洗过一次热水澡，没 有吃过一块肉，没有见过一片青菜。在随后又连续奋战16个月，一个年产15万吨矿井的小宝鼎煤矿建成了。

接着，亓伟又投入太平矿建设。他到现场指挥，和工人一起打眼放炮，有时一干10多小时。当副井掘至300米时，有四处断层涌水，他同工人顶着淋头水打眼、放炮、铺轨。一天下来，他站立不住，行 路困难。大家劝他回去休息，他说：“一个党的干部不能在群众艰苦奋斗时，自己躺在床上休息。”经过38天奋战，全岩大巷单孔月进226米，主副井贯通，工程质量全优，创该矿建设最高纪录，受到煤 炭工业部的通报表扬。

“文革”期间，造反派罢了亓伟的官。他被戴上“走资派”、“投敌叛变分子”的帽子，遭受残酷斗争。远在昆明的妻子也被关进牛棚，14岁的女儿被撵到边疆落户，13岁的女儿被弄去农场劳动，小儿子因为是“走资派”的“狗崽子”，也被打掉了门牙。亓伟虽受尽折磨，却信念不变。宝鼎矿区1968年成立革委会后，亓伟见矿区生产总上不去，便去找到军代表恳求说：“攀枝花建设不能缺煤啊， 给我工作吧，让我领个采煤队也行，如果需要批斗我，只要捎个信，我不会迟到的。”

1969年12月，党中央下达了攀钢1970年7月1日出铁的任务。矿区党委根据市委指示，决定开发龙洞矿，解决气肥煤问题。1970年3月，矿区革委会派亓伟去龙洞煤矿当现场指挥，要求在75天内建成日产 700吨的矿井，为7月1日攀钢出铁保证气肥煤的需要。亓伟心急如焚到了现场，把六十一处掘进队调往主平峒，10天完成150米，创矿区纪录。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经常累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他依靠技术人员和工人，深入群众中，调动大家共同努力，经过75天，日产气肥煤达300吨，继续奋战105天，年产21万吨矿井的龙洞煤矿基本建成。

龙洞初战告捷，亓伟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年产90万吨的大宝鼎矿的建井会战。他带领10个掘进队，拉开13个施工面，组织劳动竞赛，矿区职工无不赞扬他的拼命精神。

1971年5月的一天，亓伟突然晕倒了。经医院检查，他患癌已进入晚期。矿区党委派人护送他去北京治疗。亓伟住院时间将《共产党宣言》、《为人民服务》读了几遍。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和民族敌人斗，苦死不怕；和大自然斗，敢字当头；和癌病斗，坚定沉着。活着建设攀枝花，死了埋在攀枝花!”经手术一个月后出院时，医生对他妻子讲，亓伟的癌细胞已经转移，要好好疗养。归途中，他路过昆明，云南省委准备安排他去温泉疗养。亓伟对妻子说：“我得回渡口去。”第二天下雨，妻子准备要个车送，但被他制止了。

亓伟回到攀枝花，一个医生问他，有病为什么不在家休息。他说：“你应该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要回来。我还要动员家里人都来，学习老愚公嘛，愚公子子孙孙挖山不止，我也要教育子孙，建设攀枝花。”不到三个月，妻儿从昆明迁到了攀枝花。矿区党委同矿区院医生商量后，只好同意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他又象往常那样，拄着棍子，不分白天黑夜下基层，听汇报，研究工作。由于操劳过度，病情一天天加重，他只得再次住进医院。

亓伟病情恶化的消息很快传遍矿山，许多职工赶到医院看望他。在生命垂危之际，亓伟仍笑着说：“同志们不要难过，我不要紧，望你们把攀枝花建设好……我死后，请把我埋在宝鼎山上，让我日日夜夜看着攀枝花出煤、出铁、出钢。”

1972年3月26日，亓伟在渡口煤炭指挥部医院逝世。亓伟去世后，葬在了宝鼎山上，圆了他那个“日日夜夜看见攀枝花出煤、出铁、出钢”的梦。

亓伟一生，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与热爱的一生。他在重病之时执意将子女接到攀枝花，希望他们继续对这片土地的奉献，可谓是三线建设者“献了终生献子孙”的真实写照。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活着建设宝鼎山，死了埋在宝鼎山”的誓言！

2011年12月，亓伟同志塑像在西区清香坪广场落成，该广场也正式更名为亓伟广场。

实现煤的干净利用,赋予煤更多工业价值,煤的黄金时代就远没有结束

历史的趣味,往往蕴藏于同当下的连接上。元代《析津志》记载,北京“城中内外经纪之人,每至九月间买牛装车,往西山窑头载取煤炭”。700年过去,北京城六区将在今年率先实现基本无煤化,到2020年进一步实现煤矿全部退出目标。煤这种被中国人使用了上千年的化石燃料,难道就要这样退出历史舞台?

纵览世界,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时间,从煤炭时代过渡到油气时代。而在中国,煤炭工业不过真正兴盛了几十年。曾几何时,有多少烟筒冒烟,常被人们用来衡量一个地方的工业水平。在商品经济到来之前,去煤矿上找个营生,甚至需要托各种关系才能行。短短几十年过去,“冒烟的烟筒”让人联想到污染,“煤老虎”也不再底气十足。过去煤是“黑色的金子”“工业的食粮”,然而今天却有点“英雄气短”。

烟筒里一突突的黑烟,恰如煤在进入人类文明视野千百年后患上的“老年病”。然而,无论天时还是地利,煤的生存空间都还远没到清零的一步,“去煤化”虽风起成势但同样不能操之过急。华北一场大规模的“煤改气”计划,就因为天然气的短缺而遇上瓶颈,这充分提醒人们,缺油少气的国情依然会是我们国家一个长期难以缓解的矛盾。“风水光核”等新能源各有各的不足,没有哪个可以立即取代煤的“能源一哥”地位。国土下埋藏丰富的资源禀赋,也足以让煤继续挺直腰杆。有识之士畅言,“中国在未来20年还离不开煤炭”。

天时帮忙,地利也给力,但这些还不够,人和因素更为关键。付之一炬的使用方式,不仅让煤背上了“雾霾元凶”的骂名,同时也是资源使用的极大浪费。得益于煤化工和烟道气净化等先进技术,最新的火电厂已有能力解决煤炭清洁利用、污染物超低排放问题。只要研发出适当的设备和技术,千家万户的煤炉子同样不会成为清洁空气的阻力。驱动增长的是消耗,而驱动进步的却是创新。打开创新的天窗,只要能实现煤的干净利用,赋予煤更多工业价值,煤就可以洗刷“污名”,煤的黄金时代也远没有结束。

马克思曾说,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得益于蒸汽机的发明,煤从取暖燃料晋升为动力源泉,牵引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随着直流发电机的问世,煤又实现了从热能向电能的惊世一变,电气时代从此照亮人类文明。谁也无法否认,今天人类已经再度处于新的能源革命的前夜,这会是一场以煤和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减量革命,同时也是一场化石能源本身的绿色化革命。燃煤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课题,如今在国内外都被高度重视起来。一旦形成突破,“碳基文明”或许就能摆脱碳排放造成全球变暖的拖累,为人类文明进化作出新的贡献。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这句今天常被用来形容心忧苍生、公而忘私精神的诗句,所描写的原型其实正是煤。烧煤的时代逐渐远去,然而煤或许还不会因此而过时。“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煤奉献自己、温暖别人的高尚品格,未来会有新的延续。厚植创新的根基,让高碳能源低碳化、黑色煤炭绿色化,不仅煤可以完成命运救赎,中国发展也会迎来又一次进步契机。

《 人民日报 》( 2017年12月27日 05 版)

15年前，一部反腐电影《生死抉择》轰动中国。这部影片改编自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

因为《抉择》、《十面埋伏》、《天网》、《国家干部》等作品，张平被誉为“反腐作家”。同时，他又是一名高官，2008年至2013年，张平任山西省副省长；2012年12月至今，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山西塌方式腐败落马的官员中，很多张平都认识，有的人曾经当过他的领导，有的是昔日的同事。

就山西政治生态、落马高官以及反腐制度建设等话题，昨日，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副主席张平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他表示，目前手头正在写一部作品，肯定是现实题材，肯定与反腐有关。“这些年来，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在身边的人和故事实在太精彩了，我不想就这样白白地放过它。”

谈“落马官员”

“煤老板攻势下山西官员处境险恶”

新京报：当下中央重拳反腐，感触比较深的是哪些方面？有没有给创作带来一些灵感？

张平：不是灵感，而是巨大的震惊，前所未有的震动。山西落马的那些官员，有很多我都认识。下去开会或检查安排工作，对有些人相当熟悉。省一级的，有的曾经当过自己的领导，有的是自己的同事。他们中间曾有人给我说过，咱们做同事，是缘分也是幸运。

新京报：能不能举几个例子？

张平：比如任润厚，他被宣布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后两个月就因癌症亡故了。当时我们都是副省长，一起共事两年多，偶尔还一起打乒乓球。还有申维辰，他做宣传部部长时，我被选为省作协主席，所以经常打交道。比如白云，她当青联主席时，我是副主席。比如陈川平，我们曾在一起任副省长两年多。

新京报：听到他们落马时惊讶吗？

张平：惊讶之余，心里也挺难过。山西为什么有这么多官员落马？我自己的看法，除了共性的原因，还有山西自己的因素。山西前几年搞煤炭资源整合，要关掉一大批小煤窑，但同时要保留一批设备较好、规模较大的私营煤矿。这一关一留，就让煤老板们各显神通，无所不用其极了。在煤老板金钱攻势下，山西官员们的处境就十分险恶。煤老板们使出浑身解数，找你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妻子、父母、老师，找你的上级甚至往北京跑，用尽一切办法想留住他的煤矿，不计代价也要把握有重权的干部拉下水。这对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严峻考验，应该说，倒下的不少，但大多数干部还是挺过来了。

新京报：怎么看待这些官员落马的过程？

张平：提拔到领导干部岗位的人，都是在某个方面做出优秀政绩的。他们尽管性格各不相同，但给我的感觉都很能干。也许人是最会掩盖自己的动物，当自己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得到得越多，他对外的表现很可能就越敬业，越卖力。有的领导一年四季都睡在办公室里，晚上12点以前总亮着灯，早上六点准时起床。秘书、司机跟他几个月都得累垮，整天都在疯狂地工作。

新来的纪检书记对我的一个老大姐慨叹，有些干部让人气愤又难以理解，他们的工作太努力了，但在办公室一搜就是上千万、几千万。

谈“官场”

“死了一片鱼是水质有问题了”

新京报：这种“反差”让你感触很深？

张平：我常常思考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那些出事的官员，有一点基本上是相似的，那就是他们平时表现得都很“强势”，处理问题往往都说一不二。现在想来，这些现象的背后，大概都是利益使然。一个领导，之所以总是那么说一不二，根本原因就是他必须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必须强硬，必须霸道，必须排除异己，清除障碍。

新京报：在官场坚守底线保持独立人格难不难？

张平：实话实说，这些年，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山西的政治环境或者干部环境确实有些险恶。用险恶两个字，也许不太贴切，但并不夸张。

在山西的一些地方，一个权力集中，又很少得到监督的地方主要领导，稍一疏忽，或者稍一放松，就会身陷深渊，以致万劫不复。一个主要领导干部，在监督缺失，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条件下，能做到拒腐蚀，永不沾，能做到慎独仰不愧天，自律俯不怍人，实在太难太难了。

人性其实都是很脆弱的，都是有软肋，有缺陷的，都有那个人们常说的“最柔软的部位”。比如，一个意志十分坚定的人，你可以过了儿女关，妻子关，金钱美女关，但也许你很难能过了父母关，恩师关，领导关。不要耻笑那些落马的官员全都是无耻小人，也许他们曾是过五关，斩六将的猛将，只是一个小小的因素才让他最终走了麦城。

在山西任副省长期间，我分管的是教育、科技、文化、体育这些十分缺钱的部门，如果让我主管那些掌握重大职权，持有众多款项的政府部门，或者让我做了市长书记，说实话，我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否过五关，斩六将，最终也不走麦城。

有人说，一个池塘里，钓出一条两条大鱼，那是鱼太贪吃了。假如一个池塘死了一片一片的鱼，那可能就是水质有问题了。我们希望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能拒腐蚀，永不沾，都能练就不坏金身，这需要道德意志的力量，更需要制度和法治的力量。

谈“反腐”

“用错一个人很快会连根烂掉”

新京报：中共十八大后反腐两年多来，你对哪方面的问题尤为关注？

张平：十八大两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力度是空前的。对反腐败给我们展示出来的种种现象，震惊之余，思考最多的还是腐败的成因和影响。

我曾看到过不少落马官员的忏悔书，千篇一律的都是对不起组织的培养，对不起人民的信任，频率最高用词最多的都是不知法不懂法，都是侥幸心理作祟，都是觉得别人都在贪我为什么不贪等等。如果这些就是官员腐败的根本原因，那岂不是太肤浅太简单太表面化了？几十年的党性教育，警示教育，道德教育为什么会毫无作用，一冲即垮，倒灌如潮？当大笔的金钱财物堆放到你眼前时，你会不清楚不明白这是在犯罪，是在践踏法律？

新京报：现在提出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对反腐制度建设，你有什么建议？

张平：中央重拳反腐以来，加快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制度建设的步伐也越来越快。但制度绝不是万能的，再好的制度，没有好人管理，就只能是个任人摆布的摆设。用人太重要了，用对一个人，就是一片青天；用错一个人，很快就会连根烂掉。

“全面从严治党”，治党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建设，也同样是最大的制度建设。王岐山说了，两军对垒，敌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时，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反腐就是政治。制度建设的同时，必须以更大的决心从严治吏，匡正党风。同时因地制宜，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反腐经验和制度规定，从而让腐败不断得到清除。这也算是我的一点建议。

新京报：这次人代会上，山西的领导对反腐表达了很大的决心。你怎么看山西未来的反腐形势？

张平：王岐山书记参加山西团审议时，对山西的反腐工作和行政工作给予了肯定。在治理官员贪腐方面，我个人认为已经达到了不敢贪的阶段，在目前这样超强力度的反腐形势下，估计很少还有官员再铤而走险。山西政治生态正在往好的方面转变。但岐山书记也说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已经证明，腐败是不可能根除的。反腐永远在路上，永远是进行时。

新京报首席记者 关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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