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嘉祐二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苏轼于 宋仁宗 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据传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元祐四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

苏轼（别称苏东坡、苏仙，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李志敏评价：“苏轼是多才多艺的文坛巨匠。”

早年经历

苏轼于 宋仁宗 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据传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 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 苏洵，即《 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 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 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 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虚岁出生算一岁，过正月初一加一岁，此时周岁十九岁，以下年龄同显示为虚岁）的苏轼，十九岁（虚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 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 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

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 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 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高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 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

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 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 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四岁（虚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 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 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 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 赤壁赋》、《 后赤壁赋》和《 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 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 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 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 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 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 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 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 中书舍人，不久又升 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5]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 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流放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6]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虚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虚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 太师，谥为“ 文忠”。

主要作品

古文

《 荀卿论》、《 范增论》、《 留侯论》、《 贾谊论》、《 晁错论》、《 东坡志林》、《随记集》、《 刑赏忠厚之至论》、《 石钟山记》、《 记承天寺夜游》、《 重巽以申命论》、《 进策》、《天石砚铭（并序）》、《策别课百官》六篇、《策别安万民》六篇、《策别厚货财》二篇、《策别训兵旅》三篇、《策断》四篇、《 黠鼠赋》、《 记游定惠院》（一作《 记游定慧院》

诗歌

《 赤壁赋》《 后赤壁赋》《 东栏梨花》《 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春宵》《 海棠》《 和子由渑池怀旧》《 和子由踏青》《 花影》《 惠崇春江晚景》《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上元侍宴》《 石苍舒醉墨堂》《 书李世南所画秋景》《 游金山寺》《 题西林壁》《 望海楼晚景》《雪后北台书壁》《 饮湖上初晴后雨》《 有美堂暴雨》《 赠刘景文》《 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

诗词

《 少年游·去年相送》《 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 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 南乡子·送述古》《 永遇乐·长忆别时》《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 蝶恋花·密州上元》《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望江南·春未老》《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洞仙歌·江南腊尽》《 阳关曲·中秋作》《 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 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浣溪沙·麻叶层层苘叶光》《 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 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永遇乐·明月如霜》《 南歌子·雨暗初疑夜》《 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浣溪沙·醉梦昏昏晓未苏》《 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哨遍·为米折腰》《 洞仙歌·冰肌玉骨》《 念奴娇·赤壁怀古》

《 南乡子·霜降水痕收》《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满庭芳·三十三年》《 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 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 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 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 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 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 贺新郎·乳燕飞华屋》《 浣溪沙·门外东风雪洒裾》《 行香子·过七里滩》《点绛唇·不用悲秋》《 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念奴娇·中秋》《 水龙吟·雁》《 醉翁操·琅然》

书法

《 中山松醪赋》《 洞庭春色赋》《 人来得书帖》《 答谢民师论文帖》《 赤壁赋》《 江上帖》《 黄州寒食诗帖》《 李白仙诗帖》《 次韵秦太虚诗帖》《 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 梅花诗帖》《 新岁展庆帖》《 宝月帖》《 令子帖》《 东武帖》《 北游帖》《致南圭使君帖》《 次辩才韵诗》《 一夜帖》《 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近人帖》《与范子丰》

绘画

《 潇湘竹石图》《 枯木怪石图》《偃松图卷》

文学成就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轼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诗词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轼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轼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轼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轼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轼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艺术成就

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 黄庭坚、 米芾、 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 王僧虔、 徐浩、 李邕、 颜真卿、 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是苏词豪放风格的代表作。他以赤壁怀古为主题，将奔腾浩荡的大江波涛、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和千古而来的风流人物，酣畅淋漓地泼墨挥写于大笔之下，抒发了作者宏伟的政治抱负和豪迈的英雄气概。上首词重在写景，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紧缩集中到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身上。

下首词有“遥想”五句，写周瑜少年得志，风光无限的一面；从而，也反映了苏东坡自己一生不得志，晚年甚至穷愁潦倒的人生惨剧；根源在于自己一生恃才傲物，处处受排挤，打压。苏东坡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表现人物个性的素材，经过艺术提炼和加工，从几个方面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词中也流露出自己壮志未酬，一生落寞的悲凉情景和人生如梦、岁月流逝的遗憾，但这种感慨和遗憾，失望、颓废等心理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一生的真实写照。这首词气象磅礴，格调雄浑，高唱入云，其境界之宏大，是前所未有的。

以下是王琳祥的：《苏轼手书〈念奴娇·赤壁怀古〉辨疑》一文，认定其碑为宋人苏东坡手迹，且刊发了此碑的拓照。但也有人认为此并非苏轼手书。

苏轼书法最显著的特点是厚重、拙浑，体现了他独具的绵中裹铁之运笔和用墨的特征。因此，很多人认为贴从章法上缺乏厚重感感，线条缺少端庄刚健，字形也没有苏轼聚之成铁、放之如云之感。长竖笔法也和苏轼不同。除此外，也认为苏轼草书多用楷法，整体行笔缺乏韵律美，作品看上去俗气，不像成熟书法大家所写。以当时苏轼年纪43岁，书法造诣已经很成熟了，但此帖却显稚气。

下面是众多书法家书写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书法作品。有启功、刘炳森、沈鹏、龙开胜、陈海良、林玉梅、王洪锡、石长安、宋风华、费新我、王建军、杨龙培、陆启成、周慧珺、田英章等现代书家的作品，再欣赏一下董其昌、黄庭坚、苏轼等古代书法家的作品。

启功书写的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启功的这幅书法瘦劲刚健

周慧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两个版本行草书纵横开合，隶书静中含动

费新我的这幅字笔力雄健，气势雄强。

沈鹏的两个版本，洋洋洒洒。

龙开胜的这幅字秀气儒雅。

陈海良的这幅字瘦劲峭拔。

林玉梅的两个版本，典雅精到。

王洪锡的两个版本潇洒飘逸。

石长安的这幅字行列分明。

宋风华的这幅字清新文气。

王建军的这幅字静谧安逸。

杨龙培的这幅字俊朗多姿，和龙开胜的字很相像。

陆启成的这幅字俊美工整。

田英章的这幅字法度严谨。

董其昌草书《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全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黄庭坚的豪迈之作。

《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苏轼、苏辙兄弟少年时在家乡今四川省眉县天庆观读书，他们的启蒙老师是道士张易简。当时张易简道长收的学生有几百人，苏轼是倍受张道长喜欢的学生之一，另一个是后来载入《仙鉴》的知名道士陈太初。据东坡《志林》记载，在苏轼被贬黄州时，他的老同学陈太初在汉中羽化仙去。

由于苏轼自小受道教的启蒙教育，他的一生对道教情有独钟，常穿道袍，游访道士。如《放鹤亭记》对道人张天骥大加赞赏，而《后赤壁赋》又以道人入梦结尾。在他被贬时，仍给许多道观、道堂撰文，于是有了《众妙堂记》、《观妙堂记》、《庄子祠堂记》等等美文。在《众妙堂记》文中他讲述了梦中见到自己的小学老师张易简道长并深受教诲之事，可见道教对其影响之深。

苏轼之弟苏辙在《龙川略志》开篇即言梦见小学时读书天庆观之事，梦中的苏辙通过与老子像的对话，泄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天道报应现象：不杀生可以长寿。

宋仁宗嘉佑二年，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赏识，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欧阳修亦十分赞赏，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

关于《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内容：“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欧阳脩问苏轼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赶不及奠祭，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程颐却拦住大家，说孔子“是日哭则不歌”，参加明堂典礼之后，不该又吊丧家。大家觉得这不近人情，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苏轼嘲笑程颐说：“这是枉死市上的叔孙通制订的礼法。”这是苏轼、程颐两人结怨的开始。

有一次国家忌日，众大臣到相国寺祷佛，程颐要求食素，苏轼责问说：“正叔（程颐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吗？为什么要吃素食？”程颐说：“礼法：守丧不可饮酒吃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苏轼唱反调：“支持刘家的人露出左臂来罢！”（用史记典故，苏轼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颐比为吕氏乱党，要求大家支持他。）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观、黄庭坚等则吃肉。

在黄州时苏轼常与金山寺主持佛印禅师来往，一日，苏轼做一首诗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呈给佛印。禅师即批“放屁”二字，嘱书童携回。东坡见后大怒，立即过江责问禅师，禅师大笑：“学士，学士，您不是‘八风吹不动’了吗，怎又一‘屁’就打过了江？”“八风吹不动”可见于《佛地经论》卷五，诗僧寒山诗歌亦有此句，八风是佛教用语，指八种境界的风：称、讥、毁、誉、利、衰、苦、乐。

苏轼本人是个美食家，宋人笔记小说有许多苏轼发明美食的记载。苏轼知杭州时，元祐五年五、六月间，浙西大雨，太湖泛滥。苏轼指挥疏濬西湖，筑苏堤。杭州百姓感谢他。过年时，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指点家人将猪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然后分送给大家吃，这就是东坡肉的由来。《曲洧旧闻》又记：苏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香梗，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玉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

广东雷州西湖原名罗湖，始建于北宋，自从大文豪苏轼兄弟在此醉游之后，罗湖更名为西湖。

宋绍圣七年苏轼从惠州贬移儋州，千里跋涉途经雷州，有幸与其贬雷的胞弟苏辙邂逅，悲喜交加。兄弟择日游罗湖泛舟，被罗湖秀丽的风光吸引，恋不思归，游罢到湖滨天宁禅寺憩休，苏城游趣尚浓，“万山第一”四字就是此时此地写就的。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6] （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 [7-8]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 好美食， 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

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调为湖州知州。他在地方任职时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苏轼于是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二十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六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

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于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狭小的生活场景，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三百六十二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苏轼与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号“文忠”。

笑岑曰：盐亭袁夫子焕仙掩关灵岩，诸方以函候，或面存者实繁。有徒凡所酬答，同学辑之曰《灵岩语屑》。灵岩者，唐天竺僧阿耆多尊者道场，锦城西胜地也，位灌县城后十里。诸峰耸蔚，俯瞰万流，极趣清幽。夫何语哉？且屑屑也。盖常闻诸夫子曰：至道无言，然非言而至道莫显；苟通其至，曾子所谓言满天下无口过者也。若然，虽有广长舌焉，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寂然无声矣。无声而言，故曰屑。曰诗，曰联，曰偈，曰书简等，要皆水月镜花，一时假现。读者但识斯名至道也。孔也，释也，老耶回庄也，尽空有，遍尘刹无疾而呻矣。谨序。

门人内江冷笑岑敬序

一九四四年

怀瑾曰：壬午，焕师掩关灵岩。怀瑾卸职往彼栖止，值师忌语。朋从我思，繁兴我疑，无由启迪，好友释传西曰：“余以若意禀师，求笔答如何？”怀瑾喜而合十曰：“可可。”因禀师，忌语则笔示，非忌语则口授，焕师颔之。数十日中遂成巨帙。今兹搜箧残简，尚存少许，犹可择读也，其言显，其义幽，其理约，其事质，吁！此千圣之心灯，入德之梯航也。敢曰自私？爰出鸿爪，飨我同仁，余尚有近体小诗七绝十处，寓言胜义，醒悟来机。又今古之绝唱者也，诚恐小见狐疑，贻陋者泥滞之误，至令醍酬上味化为毒剂，故不录出。颜曰壬午辑。辑曰：

问：“怀瑾朝夕孜孜，百无所寄，祈先生示个归家坦途，入道捷径。”

先生笔答曰：“蓦直不怠，即是坦途，曰二曰三，允非捷径。”

问：“直捷下手工夫，义当何先，迈向归家道路，车从何辔？”

先生曰：“汝但外舍六尘，内舍六根，中舍六识而不作舍不舍想，自然头头上明，物物上显，途中即家舍，家舍即途中也，捷莫捷于斯，先莫先于斯，三乘共载一德，同该今古，彻门莫尚乎是。”

问：“何云六根？何云六尘？何云六识？”

先生曰，“石头即六根，柱子即六尘，琢棒即六识。”

问，“先生如此漫言，学人不会。”

先生曰：“如此漫问，谁要汝会？”

问：“教云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根尘相接，所生眼耳鼻舌声意等之识，别曰六识，今曰六识即石头，六尘即柱子，六识即琢棒，无乃大违教义，言不该典欤？”

先生色然不悦，忿然握管，书曰：“汝既已明了教义，贯通道理，即自解脱可也，何投吾处，絮絮叨叨于是？”掷笔寂然在定。怀瑾无语潜退。

翌日再参，问：“即不许作如是道理会，然则学人浅机从何得入？”

先生曰：“汝是何年何月何时何地出的？”

怀瑾无语久之。

先生曰：“即未出入，何为出入？既无当下，一派圆成。谁是浅机？谁为深学？咄，无疾而呻，无病而药，释迦老子亦救汝不得也。”

问：“学人于此上不得，下不得，取不得，舍不得，尽平生力忘不得，计不得，祈师慈悲方便接引。”

先生曰：“好好，恐汝虽如此说，未到此地，果届此也，恭喜贺喜，好消息将到矣，谛听啼听！当人于此千万不可退步，不必作必悟想，不必作不悟想，不必想不必不想，行时坐时，醒时眠时，朋友交接时，妻儿子女会合时，但略略管带，自然坛子内走不脱鳖。”

问：“学人疑情不起奈何？”

先生曰：“只为你要信。信不立，疑何驭？疑信两忘，复是何物？此第一彻头也，千万莫要放过。“

问：“疑信两忘，就学人分上捡之，却无一物。”

先生曰：“瞎汉！说却无一物者。是有一物邪？无一物邪？好看好看。此释迦老子、三世诸佛及一切贤圣入德之门也。这个彻头，尽大地是我口都赞不及，慎勿失之交臂。”

问：“闻诸同参，疑情有二：一粗、一细何曰粗？”

先生曰：“朝天玉树春千尺。”

问：“如何曰细？”

先生曰：“带笑宫花月二分。”

问：“学人机浅，祈师如学究训蒙童，如俗而说，如理而说，觌面直提，开我迷昧。”

先生曰：“如此直截，何用肆口鼓簧，恣情摇舌，必欲饮此一杓恶水？余岂借他？谛听谛叫！如有一问题欲决择而不能决择，心悬悬如摇旌，曰粗；无一事一理不了知，无一事一理不决择，无一事一理可寻思，自心空廓，眼所见处澄然常寂，乐趣横生，根尘与识，自心及境，不一不异，无欠无余，如是胜行悉已具足，而此心中似有一事未办，一理未谐，仔细捡点，又丝忽迹相不寓，半星肤兆无有，曰细。”

问：“如是胜行，学人浅机，何能一时即臻，一趣即至？既难臻至，何能顿超？”

先生曰：“一派现成，谁要汝臻？本无去来，谁叫汝至？横遍十方，谁令汝超？实无有渐，谁云为顿？因诠劣法，故有胜行，曰深曰浅，允为魔说。法尔圆成，慎毋自闹。”

问：“千古圣哲，人也，学人虽愚不肖，亦人也。既云如是现成，如是直捷，如何学人不会，先圣独会？乞师朗示。”

先生曰：“汝自不去，不妨人会。人自人会，不妨汝之不去。会则学人即圣哲，不会则圣哲亦学人。圣哲学人名虽有二，体实无殊。汝但把会与不会等念抛到异域，学人圣哲等名贬向殊方，自然虚而灵，寂而照，不着问人，法华会上的多宝如来，不但与释迦老子分半座，亦须与汝分半坐也。”

问：“上说疑情，既有粗细之判，必有真假之诠，既有真假，云何曰真？”

先生曰：“汤元煮油锅。”

问：“如何是假？”

先生曰：“油锅都汤元。”

问：“如是之谈，益增学人迷惘。望师剀切直示，开我巨惑。”

先生曰：“咄，何不云迷惘益增，学人开我不惑？”

怀瑾无语久之。

先生曰：“会么？会么？诸名无常，皆依假立，若无假有，真亦强名。诠疑情曰假者，即上说粗相，有间断者也。说疑情曰真者，即上说细相，无间断者也。真疑若起，不一日，不二日，不三日，不一时，不二时，不三时，必摸着向上关（木戾），发明无始大事，嘎嘎大笑也！”

问：“从古迄今，有不疑而至悟者乎？”

先生呼：“怀瑾！怀瑾！”应诺。先生曰：“从古及今有未食饭而曰已饱，未饮酒而曰已醉者乎？”

问：“如说无疑则无悟，欲悟而必借径于疑，明矣！然则学人疑情不起，环顾自躬，实无纤疑，奈何？”

先生曰：“今有三法，能兴汝疑。”

问：“何者云三？”

先生曰：“一恸念生死，二发露忏悔，三勤参话头，如是三事，任何一事，皆能兴汝大疑。”

问：“云何言恸念生死？”

先生曰：“当人无始驰求，背本逐未，生不知来处，死不知去处，头出头没，舍生受生，枉受轮回，虚萦苦乐，如是等过，极思出离，思之至极，于焉起行，难行能行，日渐增至，细检出离，无法出离，无法出离，誓必出离，粗疑生也。粗疑既生，日日臻上，渐至觅行不得，觅不行不得，觅难不得，觅不难不得，觅生不得，觅死亦不得，觅人法、是非、山河、大地、苦空、无我，一切皆不得，二六时中乐趣横生，而此心中又若有一事焉未办，有一理焉未谐，细疑生也。细疑生，即真疑起矣。”

问：“云何发露忏悔？”

先生曰：“汝当恸念师恩，父母恩，五伦九族一切众生恩，欲报难报，难报必报。既曰必报，当充我力，欲充我力，远过为先。行人必自检讨往昔所作十恶不善等业，皆障我行，人我胜劣等法，皆违我道。当于佛前法前僧前恸悔过去已作之过，切忏不践将来未蹈之愆，心生惭愧，身堪起行，粗疑生也，粗疑既生，日日臻上，渐至觅过不得，觅非过不得，觅善不得，觅非善不得，觅忏悔不忏悔、一切胜劣等法，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苦空无我等等，已举未举，皆不可得，二六时中，乐趣横生，而此心中又若有一事焉未办，有一理焉未谐，细疑生也。细疑生即真疑起矣。”

问：“云何勤参话头？”

先生曰，“话头者，止观双运，遮照同时，（井刃）于唐，盛于宋。初机入德之津梁，千圣共由之胜法也。汝但朝斯夕斯，行时卧时，刻刻提撕，时时照检，一切胜行，自然而沛，矧曰疑邪？”

问曰：“云何为话头？”

先生曰：“汝但于未提话头以前，看此话头从何而生；既提话头以后，看此话头从何而灭；正提话头时，看此话头依何而住。话头之义不必问人，当人自合开口大笑也。”

问：“学人迷昧，罔测幽深，请师将古人说的参的直举一二，以醒愚昧，并兴来学。”

先生曰：“北斗里藏身、小参不答话、庭前柏树子、狗子无佛性、麻三斤、干矢橛、西方日出卯、父母未生前面目是谁、无梦无想主人公在何处安身立命、念佛是谁、家家门前火把子、东山水上行、一归何处，如是已举未举，悉名话头。古德究参皆能结秀，今欲悉说，尘劫不尽。”

问：“话头既多，依何为要？若曰兼摄，事涉分歧，趣此两端，祈师直示。”

先生曰：“任一话头，皆能结秀。曰二曰三，允为魔说。古人喻为鼠子咬棺材只在一处。修多罗曰：‘制心一处，无事不办。’若曰至行，一已云多，况二三邪？”

问：“大慧杲，宋之大宗匠也，常以‘无’字示人究参；天奇瑞，明之大宗匠也，常以‘谁’字示人究参：钱伊庵者又以学人必参无梦无想主人公在何处安身立命，乃能于八识上大亚一刀。而现在丛席多示学人参念佛是谁。今先生云云任一话头皆可结秀，彼非欤？此非欤？乞示。”

先生厉声曰：“家家门前火把子。”

怀瑾曰：“不会。祈师直指。”

先生色霁笑而谓曰：“家家门前火把子。”

怀瑾曰：“不会。祈师如理而说，如俗而说。”

先生曰：“他非我不非，何也？因有汝问才有他非，因有他非才有不非，始无汝问，所谓你我他者从何而立？既无有立，非从何非？况不非邪？好看好看！麻三斤、干矢橛、庭前柏树子、犀牛扇、食胡饼、吃茶去一时来也。谁管他大宗匠，小宗匠，高人琢棒，一时与我贬向他方，踏在足下，为何如此？要汝精精勤勤、快快活活参话头。”

问：“是话头者约分有义路、无义路、半有半无义路，今不可一味笼统，教令学人随捡一话头无味苦参也。当否？祈示。”

先生曰：“何一话头有义路，何一话头无义路，何一话头半有义路半无义路？汝若细检，今即汝者为有义路、为无义路、为半有半无义路？道来道来！向汝道任一话头皆可结秀，犹自趁块作么？”

问：“如说尚矣，学人浅机，参法依何？”

先生曰：“如参柏树子话，朝斯夕斯，行时卧时，口计心思，缘不外逸，一心只在此话头上，如蜂就蜜，如蚁就膻，如马就道，然后从此口计心思、缘不外逸上轻轻提起，略略管带，不用思量，不用卜度，不用有心，不用无心，不必待悟，不必不悟，惺惺行履，如实而行，如实而住，如实而坐，如实而卧，自然有瓜熟蒂落的时节。”

问：“正参究话头，杂念纷陈时如何？”

先生曰：“精进。盖杂念纷陈，正汝懈怠。倘不懈怠，心缘一境，彼杂念者从何而入？喻如无蚁之堤，水不能溃。勿忽勿忽！”

问：“正参究话头，忽尔神昏志昧，身不能堪，欲睡眠时如何？”

先生曰：“要睡便睡，不可睡时便参究不得也。”

问：“正参究话头，忽尔亲仇交集，家事国事己事他事一时纷来，如何？”

先生曰：“如理而作事，如理而交代，各就各位，正好究参，关汝何事？”

问：“正参话头，妻儿子女一时纷至，各相毁誉，去取抑扬时如何？”

先生曰：“文殊、普贤、观音、势至，一齐来接汝也，正是得力关头，何亏于汝？”

问：“正参话头，家徒四壁，朝夕不谋时如何？”

先生曰：“正好在吃油糍、胡饼、赵州茶上切切实实用功，莫要把无始劫来一件大事业轻轻放过。”

问：“家拥厚赀、食前方丈、从者数百、妾美妻娇，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正好参究。若不参究，一期报尽，牛胎马腹，应缘而去，彼妻美妾娇厚赀而重奉者，以佛眼观之，如就刀山，如躬涂炭。”

问：“家拥厚赀者参究话头时，去彼娇妻美妾、食前方丈、从者数百乎？抑仍彼旧业乎？”

先生曰：“实际理地，不立一尘，万行门中，不减一法。去去何所？仍仍何处？汝若一觑觑破是话头者，岂离娇妻美妾、食前方丈、从者数百外而别有一话头邪？”

问：“士农工商兵等，能参话头否？若能，于彼进业有损恼否？”

先生曰：“士农工商兵必需参究，何有能否？若不尔者，理从何明？业从何进？进德修业于是乎在，有何损恼？”

问：“年老者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武王受命，经称曰末；宝掌闻玄，年已逾耆，正当着力，云何不参？”

问：“年少者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百丈四龄便欲作佛，云何不参？”

问：“女子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龙女八岁即已作佛，云何不参？”

问：“壮年妇人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金陵婆子参无位真人而了彻心要，云胡不参？”

问：“老年妇人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范太封君究一归何处而明本体，云何不参？”

问：“病时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圆悟勤金山一病而之五祖，云胡不参？”

同：“宗习外道者，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吕纯阳见黄龙而碎琴亡汞，云胡不参？”

问：“荡女淫妇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婆须提多早示矩范，摩登伽女略露风规，云胡不参？”

问：“市井少年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涅槃会上广额屠儿，自云贤劫千佛之一，云胡不参？”

问：“正参话头时，不但心未开悟，真疑未起而粗疑亦无，忽然暴病而死如何？”

先生曰：“恭喜，贺喜，大事了毕。”

问：“如何是大事了毕？”

先生曰：“免汝打之绕，与你絮絮叨叨说参话头。”

问：“持一佛号，临命终时尚能往生极乐，持此话头，临命终时，宁曰进退失据乎？若不尔者，究生何土？祈示。”

先生曰：“生汝嘴里！”

问：“何故生学人嘴里？”

先生曰：“为汝乱说，所以生汝嘴里。”

问：“学人迷惘，请师如理而说，如俗而说。”

先生曰：“当人果能抱一话头，至死不渝，临命终时，随愿往生天上人间十方净上，应念而至。即不尔者，异世出头，一闻千悟，古人所谓历在耳根，永为道种者也，况朝夕孜孜，临死犹抱一个话头邪？”

问：“参话头，守戒定慧等三学否？”

先生曰：“守，能参即慧，常参即定；牧心一处，专在话头而不外驰即戒。”

问：“参话头，修止观二法否？”

先生曰：“修。牧心一处，常参话头，即止；栖心话头，不沉不浮，不内不外，不断不常，不生下灭，不有不无，照而常寂，曰观。”

问：“参话头，修生圆二次第否？”

先生曰：“修。话头未纯熟前，不参令参，欲参难参，难参必参，曰生起次第。话头纯熟后，不参即参，参即不参，曰圆满次第。”

问：“参话头是否缘生性空？”

先生曰：“是。参话头即缘生，不参话头即性空；不参话头即缘生，参话头即性空。”

问：“参话头修般舟三昧否？”

先生曰：“修。汝能七日七夜心缘一境，把着话头，定得开悟，不必九十日也。”

问：“参话头诠胜俗二谛否？”

先生曰：“诠。参即俗谛，参而无参，无参而参即胜谛。”

问：“参话头莫属密法否？”

先生曰：“属密。对面不相识故，曰世尊有密语。”

问：“参话头莫属显法否？”

先生曰：“属显，遍界不能藏，故曰迦叶不覆藏。”

问：“参话头莫是小乘法否？”

先生曰：“是小乘法，谓汝参话头有功用故，有修证故，有开悟故，有所得故。”

问：“参话头莫是大乘法否？”

先生曰：“是大乘法，谓汝参话头无功用故，无修证故，无开悟故，无所得故。”

问：“参话头莫落空否？”

先生曰：“落空，参一话头不作一话头故。”

问：“参话头莫滞有否？”

先生曰：“滞有，参一话头即是一话头故。”

问：，“参话头莫属非有非空否？”

先生曰：“非有非空，参一话头不作一话头，不作一话头即是一话头故。”

问：“参话头显法报化三身否？”

先生曰：“显。能参即报身，所参即化身，能所两忘即法身故。”

问：“参话头具足智仁勇三德否？”

先生曰：“具足。知参话头即智，能参话头即勇，一种平怀无染无净即仁故。”

问：“参话头具足法身、般若、解脱三支否？”

先生曰：“具足。话头起参即般苦，话头不着即解脱，话头寂灭即法身故。”

问：“话头具足菩提否？”

先生曰：“话头即菩提，菩提即话头，胡云具足不具足？所以者何？菩提者空无所得也，话头者亦空无所得也。”

问:“话头具足涅槃否？”

先生曰：“话头即涅槃，涅槃即话头，胡云具足不具足？所以者何？涅槃者不生不灭义，话头者亦不生不灭义，盖话头之起为缘起，话头之灭为缘灭，而是话头者本自不生，今何曰灭？即无生灭故即涅槃。”

问：“参话头每每易作道理会时如何？”

先生曰：“若作道理会，三藏十二教有明文，何故亲投吾处学参话头？”问：“学人当参话头时，不作道理会如何？”

先生曰：“道理与汝何仇何怨汝不会他？”

问：“学人参话头时，不作道理会，亦不作不作道理会时如何？”

先生曰：“丑！一派游腔滑调，戏论诽言，允为魔说，何有吾宗？”搁笔不书，寂然在定。久之，怀瑾私退。

翌日再参，问：“学人参情紧切，或觉大弥虚空，或金光闪烁，或显赤白黄绿等光，大如月轮，小如豆粒，或如电光闪烁时，未审何至，属优属劣，未知何从？祈示。”

先生曰：“概属光影，汝但不着，亦许胜境，若欲取之，翻成大患，何也？盖汝之本体无相，无空无不空也。”

问：“正参话头时，忽觉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时如何？”

先生曰：“咄！我说汝白昼见鬼，何也？虚空无形，汝从何碎？且不说粉，赵公山高，灵岩山低，汝从何平？且不说大地非大地。”

问：“参话头不能虚空粉碎，大地平沉邪？”

先生曰：“恭喜恭喜！虚空粉碎也。贺喜贺喜！大地平沉也。细检细检！”

问：“古德云：‘虚空落地’、‘柏树子成佛’。未审参话头能否届此？”

先生曰：“能。汝参话头便是柏树子成佛，不参话头便是虚空落地。”

问：“古德云：‘藏身处莫踪迹，莫踪迹处莫藏身’。未审参话头能否届此？”

先生曰：“参话头便是藏身处莫踪迹，不参话便是莫踪迹处莫藏身。”

问：“学人必到何阶真疑乃生？”

先生曰：“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问：“真疑起已，开大悟后，还参话头否？”

先生曰：“参。谓话头在未悟前为方便般若，即悟后即实相般若。”

问：“得大悟后，顿同佛体，莫不参话头否？”

先生曰：“不参。谓既开悟后，觅法不得，觅人不得，觅我不得，谁是话头？谁是参者？”

问：“大悟人莫无功勋否？”

先生曰：“若无功勋，谁教化汝？”

问：“大悟人莫有功勋否？”

先生曰：“若有功勋，何云大悟？”

问：“大悟人还修报化否？”

先生曰：“报化体空，谁是修者？谁当修者？”

问：“大悟人莫不修报化否？”

先生曰：“若不修者，谁知报化？”

问：“大悟人还断习气否？”

先生曰：“若断习气，阿谁大悟？”

问，“大悟人莫不断习气否？”

先生曰：“不断习气，汝从何悟？”

问：“大悟人还得神通否？”

先生曰：“不得神通，是谁得悟？”

问：“大悟人必得种通否？”

先生曰：“若得神通，是得神通，何云大悟？”

问：“大悟人还成佛否？”

先生曰：“汝食饭，还饱否？”

问：“大悟人还有位否？”

先生曰：“有。劣法尚有，况大悟人邪？”

问：“大悟人既云有位，是彼位者，在凡位邪？在贤位邪？抑在声闻、缘觉、菩萨、佛等位邪？”

先生曰：“不在凡位不在贤位，不在声闻、缘觉、菩萨、佛等位。”

问：“既不在如是等位，确在何位？”

先生曰：“确在何位？”

问：“何位？既何云，何曰位？”

先生曰：“一位不居，位位皆显，说名何位，何位无何，无何即位，权曰确在何位。”

问：“莫落空否？”

先生曰：“不落空，了了常知故。”

问：“莫成断灭否？”

先生曰：“不成断灭，感而遂通故。”

问：“莫滞有否？”

先生曰：“不滞有，得无所得故。”

问：“莫趣两岐否？”

先生曰：“不趣两歧，长不是短，青不是黄，有不是空，是法住法位故。”

问：“莫自语相违否？”

先生曰：“不自语相违，滴滴显无生之沛，圆圆透法尔之全故。”

问：“如是放论游词，莫染污否？”

先生曰：“不染污，万法本闲，体净不受故。”

问：“毕竟一句，究作何道？”

先生曰：“斜阳不放霜林晚，染叶红于二月花。”

先生搁笔，怀瑾礼退。

此壬午未行七前九秋之序。灵岩红叶，正满山也。焕师笔示口授怀瑾者多侪伦数数倍，固忽而轻之。今兹捡箧，口授则几罄忘，笔示幸能略存残纸，一读再读，汗泪交倾，此狮子一滴乳也。怀瑾不悉往昔作何恶业，背我本明，乃等王膳于秕糠，齐黄钟于瓦釜，使非灵岩一七亲味醍醐，深沐法乳，而是篇之辑能现于世乎？而今而后，益知业不进思，必鲜深见，益滋陋矣！今辑此而梓，固昭告同仁，抑亦为浅尝法味，误金作砂，如怀瑾者痛下一拶耳。”

乐清南怀瑾谨辑

一九四三年六月吉日

袁焕仙(1887-1966)居士，是民国时代四川的宗门大德，他在成都都设立「维摩精舍」，聚众讲学修禅，度化一方，四众共仰。他门下弟子众多，各有成就。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国民党政府迁台湾后，首在台湾讲《楞严经》，聚众讲学弘法，创立老古文化公司，出版佛教典籍的南怀瑾居士，就是袁焕仙老居士座下的上首弟子。